阿里巴巴、京东商城、苏宁易购三大电商巨头，销售额占了我国网络零售额的82.9%，占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5.2%。记者在与这“三剑客”的对话中，深刻感受到流通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局。
高速发展中的无序状态
在享受电子商务便捷实惠服务的同时，无序价格战、网络售假、网络传销等“乱象”也备受诟病。
电商巨头们认为，“乱”是新生事物“青春期”必然的副产品，应以包容、发展的心态来看待电商发展初期存在的一些问题。
阿里巴巴集团首席风险官、集团秘书长邵晓锋有个“乱”与“治”的“二八理论”。他说：“在高速发展过程中，我们要接受一些无序的状态。对于电商这样的新生事物，没人预先给你一个理想模式，政府主管部门、社会、消费者要包容它有一个阶段的无序高速发展。当一个形态刚开始萌芽的时候，政府守住20%的底线就行，另外80%让企业自己去干;当市场逐渐成熟，80%都要趋于规范。”
电商市场另一个现象是，“价格战”不像往年那样吃得开了。
京东商城创始人兼CEO刘强东认为，随着最早一批网购消费者从“穷学生”变成消费“主力军”，电商竞争从关注价格转向关注质量和服务，关注消费者体验。
电子商务不仅能治行业自身的“病”，对缺乏诚信等社会问题也颇有疗效。网购交易的可追溯性及网络信用评价体系有效构建了“守信者得益、失信者惩戒”的市场利益机制。在淘宝天猫网购第三方平台上，每天有1800万笔买卖成交，意味着有3600万左右陌生人通过互信达成商业交易。西安交通大学《基于商务链的网上网下交易欺诈比较研究》发现，无论欺诈笔次还是金额比率，网上交易的诚信度要比传统网下交易高出70%以上。
有形之手的“有为”与“无为”
对于电子商务这一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新兴产业，政府有形之手哪些该“抓”哪些该“放”?在电商企业看来，“无为”也是一种“有为”，在电子商务发展尚未成熟、潜力没充分释放的阶段，政府不要动辄“亮红牌”、急于“定规矩”，应该以全新眼光和包容之心给电商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。
“最怕政府动不动就禁止电商做这个做那个。”刘强东对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说。按照新修订的《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》配套规范，网店等“无店铺销售业态”的经营许可项目中，乳制品没有被列入，这被业界解读为北京网店将被禁止销售奶粉。“政府要做的是加强市场监管和行业引导，而不是一刀切不让网店卖奶粉。”
部分地方政府以传统商业规则管理电子商务，也凸显出政策的不适应性。2008年北京市工商局出台《关于贯彻落实<北京市信息化促进条例>加强电子商务监督管理的意见》，要求利用互联网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，即使在家上网售卖小商品的个人，都应满足工商注册地点和资本要求，依法取得营业执照。这一政策没有考虑到网络经济的虚拟化特性，也未顾及现阶段绝大部分网店月收入仅几千元的现实情况，使得北京网商一度减少了约2/3。
“我们最迫切希望的不是要政府做什么，而是不做什么。”邵晓锋说，“一个瓜刚长出来，不要急着想它以后该长成方的还是圆的，该炒着吃还是煮着吃，要把它当成是完全不同基因的新事物，放一放、看一看。在大家对行业未来还看不清楚的时候，各地方和部门不要急于出台各种‘规范’，尤其不要‘闭门造车’出政策、定法规。要鼓励创新，就不要有太多条条框框。”
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
“电子商务是对传统思维模式、管理模式、业态模式的彻底颠覆，是流通业数千年未有之变革，只有货币的出现才能与电子商务带来的革命性影响相提并论。”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孙为民说。
然而，产业变革同时意味着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，电子商务对传统商业的冲击已经日益凸显。中关村原来车水马龙的IT卖场出现了关店潮;广州、江苏等多地呈现百货公司关店潮;上海2012年全市55家百货商店销售额出现了近年来罕见的负增长，前20强中有4家商场的降幅超过了10%。当电子商务与传统商业发生利益矛盾的时候，我们的法律体系、监管部门、执法机构保护谁的利益?
“推动创新说起来容易，可是碰到利益关口，敢不敢革自己的命?”邵晓锋说。
企业家们认为，抢抓电商第三次流通革命机遇，需要革观念的“命”，革利益的“命”。一些地方政府在商业发展规划上仍然把购物中心、连锁超市放在首要位置，仍然是依靠商业地产拉动地价、带动城镇化的思路，这样见效快，GDP和税收也都留在当地。一些中西部地区，地方政府怕当地消费流失到外地电商无法体现 “政绩”，以“重视”的名义自建电商平台，造成巨大浪费。某大型电商每年仅发票的购买和打印费用就高达数千万元，但推广电子发票遭遇很大阻力，因为目前发票印刷基本由税务体系下属企业承揽。
“传统商业沉淀的利益越多，未来转型阻力就越大。国家要从战略上明确电商发展的顶层思路。机遇稍纵即逝，如果我们再错失这一轮信息化浪潮的历史契机，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。”刘强东说。
